第(2/3)页 只学了一天乐理知识连二胡盒子都没打开的我带着老师发的几页写着1234567字样的纸张和“我能老实地坐在那里听课”的表扬结束了我的乐器之旅。 在学二胡之前，我还能唱下来好多部的样板戏，据父母后来回忆我知道了一个桥段，应该是学哪个被捕后宁死不屈受尽严刑拷打的英雄人物趴在坑上然后边唱“昏沉沉”边慢慢往起爬，全曲只记得了这三个字。至于后来会的《智斗》《打虎上山》等不知道是后学的还是小时候会的。 其他的那些样板戏则是印象不深，不能算做音乐启蒙。 直到有了电唱机。 电唱机应该是在我上小学时买的。 买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听评书。 因为我潜意识中有着站凳子上听评书《岳飞传》的记忆，所以我可以确定这台电唱机是1979年之后买的，大约是在我小学三四年级左右。 在我写回忆录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总有一些朋友说我记忆好，能记得起小时候这么多的东西。 其实不过是以前的东西太少，所以一经经历就会印象极深。别说一台电唱机，我搬到大庆后，连去趟萨尔图都是一件大事，都能在过后很久回忆出当时的细节来。 还记得上了高中后，学校办通勤票，好像是一学期2元钱一张，当时的交通车票多少钱我不记得了，反正是只要去萨尔图两三次左右就够本了，就这我还犹豫了一下，很怕去不成那么多次亏本。 由此可见那个时候去萨尔图真是件大事。 怎么可能不记得清清楚楚。 而现在，每天起床后铺天盖地的信息让人目不暇接，这些百分之九十左右都没什么用的东西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堆满了我们的头脑，加上有了车后生活圈子一下子变得开阔，现在别说去趟萨尔图能记清细节了，恐怕连去萨尔图本身几天后都不会记得了。 至于我母亲常说的“十里地赶个嘴不如在家喝凉水”，那个年代是真的十里地外有人请客去一趟都不够挨累的。现在十里地不过是从家到远望的距离，等请客的人先到那里开始点菜再从家出发，到了后菜也不会上来。 确实是时代变了。 在这信息大爆炸的年代，绝不是我们的记忆出了问题。 更有甚者像我同事某明每天晚上停完车拿出手机拍个照再编辑出“车站南20米处”后给自己发个微信的事儿经常可见，不这样做第二天真有可能找不到头天晚上停的车。 现在的孩子们几乎从小就想要什么有什么，条件比原来好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些小时候吃过苦的家长总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经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所以总会想方设法去满足孩子的要求甚至虽然孩子没要求但自己小时候没得到的东西也会买给孩子，在孩子身上圆自己儿时的梦。 比如我女儿在很小的时候照相就穿了一件白纱裙，那个时候她还没这么苗条。 这个只能有真相，绝对不能有图。 不管怎么说也是圆了某人小时候的梦！ 还好我小时候的梦比较好圆，我是因为总挨揍所以暗下决心等我有孩子的时候绝对不打他们，让他们开开心心想玩儿就玩儿。 从小就有的决定长大后一般都会实现。 他们有了快乐的童年。 只不过万事都有两面性，什么东西太过容易得到就不会珍惜。所以下一代人很少因为得到什么东西而记忆深刻，少了我们那个时候偶尔因得到某件东西而生的幸福感。 正因为我对站在凳子上听评书的记忆如此深刻，才会对家里什么时候有电唱机一事记忆极深。 电唱机当然不是仅仅可以收听评书那么简单，还能播放唱片，尽管播放的唱片只有几十张，不算太多（这么说真有凡尔赛之嫌），但远不是收音机里嘈杂的音乐能比得了的（小时候县里广播站统一播放节目时的信号真的是时好时坏，常有嘶啦嘶啦的电流声，听起来真的是很费劲儿）。 我记忆中的唱片有两种，一种是红色的相对软一些的，比较小。另一种是黑色的很硬的，也比较大。 后来可能是缘于一种情节吧，不知道谁淘汰了一张唱片，被家里没有电唱机的我要了回来，仅就为了保存。 今天找出来才发现是金色的，以前确实没见过。唱片封面包装上印着“现代京剧舞剧精华”几个大字，正是我小的时候家里的收音喇叭经常循环播放的节目，感觉很是亲切。 至于我小时候有的那些唱片，内容很是丰富。现在我还能记起来很多，毕竟小时候总听。 有相声。我很小的时候就听侯宝林、郭启儒先生的《夜行记》（这个相声因为听了多遍——家里所有唱片几乎都是反复听——所以我有时候用这个相声里的梗说人，比如说有的人不用解释，再解释后边排27个了，可惜他们听不懂）、《改行》，马季的《白骨精现行记》…… 有京剧。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有《野猪林》，这是姥姥比较爱听的，连带着我顺便听会了不少。 有山东快板，记不清名字了，只记得情节。说是一个铁路员工上火车后发现药弄错了，把应该留在家里给孩子吃的药带上了火车，而把自己用的药留在了家里，留在家里的那个药是外敷的，有毒。家里的老人要在晚上12点给孩子喂药，然后停车的时候打给派出所邮电局，然后有人帮他去家里通知老太太别给孩子吃药的一段故事。 时隔40多年，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最后四句是“感谢派出所邮电所，感谢小罗李秀娥，这就是新人新事新风尚，它体现了共产主义的新风格。” 第(2/3)页